网红猫“宽宽”因医疗事故死亡40天后，主人邓峰终于等到了处理结果——医院公开发布道歉声明，停业半个月整改，并承诺给予经济赔偿。
尽管诉求得到了满足，但邓峰表示，“宽宽”的生命不会回来，自己并不是赢家。
这仅仅撕开了宠物医疗行业隐患的一角。新京报记者多方采访了解到，如今，我国养宠群体越来越庞大，宠物医院越开越多，但是可据的诊疗规范很少，不规范诊疗现象引发的纠纷也越来越多，相应的事故鉴定和责任认定程序都尚未完善。
“当前，宠物产业在我国还是新生事物，发展过程中必然会出现一些弊端。但随着行业的发展，查缺补漏也在不断进行。”全国伴侣动物（宠物）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兽医协会副会长刘朗说。
一个好消息是，今年5月1日起，由全国伴侣动物（宠物）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制定、经农业农村部发布的《犬猫吸入麻醉操作技术规范》，以及其他3项行业标准正式实施，将为宠物医疗机构针对性地提供技术指引，也为责任判定提供一定依据。5月26日，涉及《犬猫吸入麻醉操作技术规范》行业标准的有关会议在北京举办，会上介绍该标准覆盖了犬猫吸入麻醉全流程关键环节，明确了门诊流程、麻醉准备、吸入麻醉实施、苏醒后监护及资料保存等操作规范，构建了从术前到术后全链条标准化安全管控体系。
不过，仍有更多空白亟待法规填补。宠物生病后可以得到规范的诊疗，保证“特殊的家人”安全，是无数宠物主人的心声。“希望手术台上永远不会再有下一个‘宽宽’。”邓峰说。
宠物猫“宽宽”。 受访者供图
致命的麻醉
夺走“宽宽”性命的，是一项看起来不算复杂的操作。
今年2月24日，“宽宽”因为左侧鼻泪管堵塞，被主人邓峰带到广东深圳大风动物医院做冲洗。
“本想着鼻泪管冲洗只是一个很小很安全的操作，也不用开刀麻醉。”邓峰称，他没想到，医院并没有按照之前的约定使用镇静操作，而是给“宽宽”用了全身麻醉，过程中也没有实时监护生命体征。“宽宽”在麻醉中出现呼吸骤停、心跳骤停，直到操作结束后，助理把“宽宽”抱到住院部的时候才发现异常，开始抢救，但是已经错过了最佳抢救时间。
麻醉，是医疗过程中的一项关键环节。
美国动物医院协会AAHA在2020年发布的《犬猫麻醉与监护指南》中提示了其中的风险：麻醉相关的犬和猫死亡分别有47%和60%发生在麻醉后的3小时内。AAHA特别提醒，麻醉监护尤其重要，能及时发现异常情况，减少麻醉过程中的意外，因此必须由受过训练的人员对正在苏醒的动物进行严格的护理和仔细的监护，并持续观察特定的生理参数。
但直到今年5月1日前，宠物麻醉操作标准在我国一直是空白。
新京报记者了解到，我国宠物诊疗最直接的法律基础，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这部法律从动物疫病防控的角度出发，对诊疗行为做了原则性的规定，但它的重点并不是医疗质量，而是防疫安全，对诊疗细节几乎没有展开。
农业农村部曾出台《动物诊疗机构管理办法》《执业兽医和乡村兽医管理办法》，对医院场地和设备要求、执业兽医资格考试和注册、基本的诊疗行为规范作出了规定。对于一些关键环节，比如麻醉、监护标准等，法规并没有细化。
也就是说，如何为一只宠物实施麻醉，我国长久以来没有标准可参考，全凭兽医的经验。
一名有15年工作经历的兽医告诉记者，行业内其实已经摸索出了一套基本的操作要求，比如，麻醉前医生必须告知宠物主人相关情况，让主人签署知情同意书，且手术全程会开展最基本的监护工作，确保宠物生命体征稳定。
但并非所有的从业人员都会遵守。根据邓峰提供的监控画面，鼻泪管冲洗操作结束后，医生将“宽宽”从手术台转移到地上，5分钟后抱入住院部——“宽宽”躺在地上的那段时间，看不到人员和仪器监护。
在后来发表的道歉声明中，大风动物医院承认，此次事故完全是医院管理严重失职、诊疗流程管控严重疏漏、应急处置方式失当、客户沟通严重不到位导致的。事故发生后，医院停业15天进行整改，邀请第三方做了培训，规范了手术诊疗流程，也配备了移动监护仪。
事发两个多月后，5月1日开始，《犬猫吸入麻醉操作技术规范》等4项宠物领域行业标准也正式实施，旨在针对性解决当前宠物医疗领域操作不规范、技术不统一等问题。在北京小动物诊疗行业协会理事、麻醉分会副会长靳雨东看来，这能降低麻醉环节的风险，明确什么操作是对的，对于动物和从业者来说都是一种保护。
北京小动物诊疗行业协会理事、麻醉分会副会长靳雨东。 受访者供图
多发的纠纷
“宽宽”的遭遇，只是撕开了行业乱象的一角。
据靳雨东观察，近两年，我国养宠人士明显增多，动物医院也随之增加，但水平参差不齐。
《2025年中国宠物行业白皮书（消费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宠物数量（城镇犬猫）超1.2亿只。城镇犬猫消费市场规模已突破3000亿元，其中医疗健康消费占比达28%。另外，据不完全统计，截至2025年1月，我国动物诊疗机构数量达3.4万余家，同比增长17%。
“这两年宠物医疗纠纷也在增加，基本上每家医院都会遇到。”靳雨东说。
记者在采访中也发现，不少宠物主人都有过糟糕的就诊经历。
一只猫在浙江杭州一家医院做了绝育手术。大约4个月以后，主人发现猫有半夜嚎叫等发情迹象，她在微信上联系当时做手术的医生，对方表示，大概是猫体内有激素残留，属于正常现象，可以去医院做B超看看。
她照做之后，医生表示一切正常，“发情几次把体内残留的激素消耗完就没事儿了。”
那年冬天，主人带着猫回宁夏生活，它仍然阶段性地出现发情状况，主人又带它去当地一家宠物医院做检查，发现此前那家医院只给猫切除了一侧卵巢和部分子宫，主人无奈再次给它做了绝育手术。
根据主人和涉事医生的沟通记录，医生解释称，由于猫有卵巢囊肿，而且是微创手术，所以“只是把能切的都切掉了”。主人称，自己对只切除了部分子宫并不知情，她投诉到杭州市农业农村局，在执法队的调解下，宠物医院道歉并退还了手术费用。
还有一位主人，冲着网红医生的名气和口碑，提前一个月预约给猫做体检，就诊前三天再次和医院前台确认，确保可以由医生本人接诊，但到了医院，操作的却是助理。过了一段时间，她再次带猫来拍片检查，对方没有关联此前的病历和病史，而是新建了档案。此后不到一个月，猫因心脏病突发死亡，主人认为，对比两次检查结果就能发现心脏形态明显异常，医院却没能及时发现猫的病情发展。后来，院方承认诊疗流程存在问题。
像“宽宽”一样在麻醉环节死去的，还有快6岁的“汤圆”。
“汤圆”是一只性格活泼的白色比熊犬，因为好动乱跑，走丢过几次，主人杨浩楠索性把自己的电话号码挂在了它的脖子上，后来还在“汤圆”的项圈上装了定位器。
宠物犬“汤圆”。 受访者供图
2025年6月1日下午，为了避免“汤圆”发情乱尿，也希望收敛一下它的性格，杨浩楠带它到家附近一家较大的宠物医院做绝育手术。手术开始不到一个小时，杨浩楠就接到了医院的通知：“汤圆”突发心脏停跳，经抢救无效死亡。
医院称，因为没有做尸检鉴定，无法确定死亡原因，从临床症状表现判断，“汤圆”是麻醉过敏并发症，或自身患有心脏疾病导致心源性猝死。
但杨浩楠不认同，“手术前‘汤圆’做了检查，没有心脏问题。”
双方争执不下，只能对簿公堂。
缺失的证据
在宠物医疗事故纠纷中，双方往往各执一词。
这类纠纷不像人的医疗纠纷、适用“举证责任倒置”的过错推定原则，而是谁主张、谁举证，如果宠物主人认为宠物死于院方的不当操作，往往需要举证证明两者之间的因果关系。
这难度极大——宠物不会说话，没法表达自身的感受与症状，主人也大多不具备专业知识，很难判断医院的诊疗方案是否合规、收费是否合理、用药是否合法。
证据也往往不在主人手里。记者采访的几位纠纷当事人几乎都经历过难以获取病历等证据的情况，不像人医有相对规范的流程，很多宠物医院并不会主动提供病历、处方、监控等材料。
“宠物放到医院之后，院方建一个微信群，然后让宠物主人先回家，有事就在微信上沟通。病历、处方笺、检查报告、护理记录、麻醉记录、住院记录，这些要么延迟给，要么没有。”曾处理过多起宠物纠纷案例的律师邓凯说。
杨浩楠对此深有体会。他说，自己是报警后才拿到的消费明细，“汤圆”死亡3天后，才拿到了一份医院补录的病历处方。不过，这份关于抢救用药的处方笺和此前医生口头告知的用药品类并不一致，医院的解释是，之前医生因为“情绪紧张”口误。
他还拿到了一份《麻醉监护表》，但这和医院提交给法庭作为证据的监护表也有出入。院方说，杨浩楠提供的《麻醉监护表》是医院提交在网络平台上的，只是用于撤销投诉，是医师凭记忆重新写的，有误差。杨浩楠有理由怀疑这些证据的真实性。
要想证明诊疗和宠物死亡之间的关系，还有一个方法，去做司法鉴定。
但这更难。邓凯介绍，目前我国的司法鉴定名录或者司法鉴定规范中，并没有囊括动物诊疗质量鉴定或动物品种鉴定。有的省份，高院在内部规范中明确，如果司法鉴定名录中没有相关机构，可以委托名录以外的其他专业机构。但有的地方只认可名录。
哪怕顺利进入了司法鉴定程序，能承接宠物医疗事故鉴定的机构也非常少，因此要价很高，常常高达数万元。
2025年年初，邓凯给农业农村部写了一封信，反映这一问题，“农业农村部畜牧兽医局给我回过电话，说会进行调研。”沟通时，邓凯也曾询问对方，农业农村部的官方兽医是否可以为这类医疗事故做鉴定，对方回复称，官方兽医的职责在于检疫。
漫长的诉讼
正是因为这些阻碍，很多宠物主人遇到纠纷时，往往选择和医院私下协商。
邓凯从2008年开始在浙江杭州当地的流浪动物救助基地担任法律顾问，2025年3月15日，他又和其他律师一起创立了宠物律师联盟社群。这些年，他收到了不少宠物主人的咨询，但真正能走入司法程序的案件可能不到百分之十。
“很多宠物主会考量性价比，一场诉讼短则几个月，长则数年，胜诉后的赔偿也往往不足以覆盖支出，这个过程中的隐性损失更是无法估量，长期被不确定性裹挟，每次庭审都要重新撕开失去爱宠的伤口，我见过太多当事人中途因心理压力过大退出。”其中各个环节的困难，邓凯不比当事人体会得少。
曾经向他咨询过的宠物主人吴婷（化名），算是少有的坚持走到最后的人。两年前，她的宠物狗“西贝”突发疾病，在医院救治后死亡。为了搞清楚医院的诊疗方案是否有问题，吴婷到处咨询兽医，上网查询涉事医院的备案信息，自学法律，联系律师，收集证据和材料，一次次举报和诉讼。
宠物犬“西贝”。 受访者供图
狗死亡之后，她停了工作。“我基本上没有一天是不哭的。晚上睡不着，就起来整理材料。”丈夫不理解她，经常和她吵。整个过程，尤其是第一年，她处在一种极度的疲惫中。
她几次去当地农业农村局，反映涉事医院可能存在违法经营行为，多个部门都表示不予受理。她又跑去省农业农村厅举报，农业农村厅下发了案件交办通知书，要求当地农业农村局处理她反映的问题。
后来，经调查，这家医院存在处方笺填写不完整、病历不规范、兽医未按规定备案等问题，因此被行政处罚。吴婷还向法庭申请了司法鉴定，鉴定意见书显示，涉事医院的诊疗活动与“西贝”的死亡之间有因果关系，关联度是70%。
请律师、咨询兽医、做鉴定，再加上停工停业的损失，这两年，吴婷损失不下十万元，最后只获赔不到一万元。
耗费常人难以想象的精力和金钱，只是为了讨一个说法。那是吴婷外婆买给她的小狗，2024年正月初三，外婆因为脑出血突然离世，“西贝”算是外婆给她留下的一个念想。没想到只过了十多天，“西贝”也离开了。
“如果是上班族，早放弃了，根本没有那么多精力。”为“汤圆”打官司的一年时间里，杨浩楠无数次庆幸自己是时间自由的个体户。他一遍遍和医院沟通，听录音，寻找疑问和漏洞，上网检索对方说的每个医学名词和药品名称，这些都需要耗费大量的时间。
在他的案件中，法院最终认定，医院提供的相关病历材料真实性存疑，而且“汤圆”在术前经检查并没有发现存在健康问题。最终法院判决，医院承担侵权责任，赔偿杨浩楠购买宠物的花费、医疗费损失和宠物遗体处理费，一共4938元。没有赔偿多年养宠的花费，也没有精神损害赔偿。
和杨浩楠一样，吴婷也曾主张精神损害赔偿，都没有得到支持。
多位律师透露，在宠物类案件中，法官极少会支持精神损害赔偿，即便有人提供过小狗从出生到死亡每个阶段的照片，或者自己和小狗一起吃饭、睡觉的合影，这都不意味着，情感羁绊能在法庭上得到认可。
“这和宠物在我国法律中的地位有关。”邓凯解释，法律意义上，一只猫、一只狗和一把椅子、一台冰箱的地位相当，适用的是财产损害的填平原则，“也就是说，如果你把我这个东西弄没了，赔我一个就行。”
但这忽略了，宠物绝非一般的不承载感情的财产或物品。
如果一条比熊犬的寿命按12到15年来算，“汤圆”已经在杨浩楠家度过了“半生”。这家人对它很爱护，给它洗澡、做造型，它的毛发总是干净蓬松。
它和杨浩楠的女儿很亲。女孩上一年级的时候，一到放学的时间，“汤圆”就去校车站点接她。
出事那天，恰巧是六一儿童节。杨浩楠把“汤圆”带回老家安葬前，一向安静话少的女儿给了他一个铁盒，希望他能把盒子和“汤圆”埋在一起。
盒子里装的，是女孩手写的一封信。后来，杨浩楠把这封信交给了法庭。
信里，女孩叮嘱“汤圆”，在汪星球要做一只无忧无虑的快乐小狗。她还说，下辈子转世时记得留一点特征，这样她长大后，就能把它再买回来。
杨浩楠女儿给“汤圆”写的信。 受访者供图
新京报记者 彭冲 实习生 尹诗琪 张景量
编辑 刘倩 校对 张彦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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